杨浦有座闸北发电厂｜张新

在军工路共青森林公园附近有座闸北(zháběi)(zháběi)发电厂(fādiànchǎng)(fādiànchǎng)。对明明(míngmíng)坐落于杨浦的这家发电厂而冠以“闸北”的称谓，我曾经颇感迷惑。查了一些资料后才弄明白：闸北发电厂前身是地处苏州河南闸北叉袋(chādài)角（今恒丰路铁路(tiělù)新客站附近）的闸北水电公司。公司1911年8月竣工，1928年9月在军工路、闸殷路开工扩建新电厂（即现今的闸北发电厂）。之后，闸北屡遭日寇的兵燹之灾(zhīzāi)，位于(wèiyú)闸北叉袋角的电厂元气大伤，一蹶不振。加之上世纪30年代，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乃至(nǎizhì)世界东方的经济中心，上海的地理经济重心逐渐从苏州河向黄浦江位移。因此(yīncǐ)，闸北发电厂不仅在杨浦扎了根，并且逐渐取代了原发电厂的地位。透过闸北发电厂的发展轨迹，能够加深理解上海城市发展的“水脉逻辑”。 江河是生存(shēngcún)之本，又是交通之枢纽。上海曾经(céngjīng)是中国最富庶的(de)“江南五府”之一松江府下的一个县，境内(jìngnèi)的吴淞江连接江南水网。如果把长江(chángjiāng)黄金水道和中国月牙形海岸线比作一副蓄势待发的弓箭，那么上海恰是箭头。汉语里“码头”一词的含义既包括它的本义，即(jí)“水岸泊舟(pōzhōu)(pōzhōu)处”或“水陆总汇泊舟之地”（据《辞源》“码头”“马头”条目），又可作为市镇的代名词。因此上海方言称商人穿梭于各市镇之间的商业活动谓之“跑码头”。梨园则将之指代“巡回演出”和“走穴”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中外商人们(rénmen)敏感地意识到上海所处的经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与重要性，争先恐后地“跑”上海这个大码头。 英美殖民者(zhímínzhě)得租界之利，其中公共租界就控制(kòngzhì)了包括从外滩到杨树浦的黄浦江一线。中国民族企业的命脉则主要(zhǔyào)靠辐射华埠区域(qūyù)和内地的苏州河(sūzhōuhé)维系。早先上海华商经济基本上是与民生直接相关(xiāngguān)，同时(tóngshí)又处于产业链的低端，当时苏州河两岸就遍布着不少碾米厂、面粉加工厂(gōngchǎng)、纺织厂等等企业。而(ér)苏州河连通的水系(shuǐxì)地域也大体就是上海华商经济的产业链和发散区域的边界。从茅盾的《林家铺子》和叶圣陶(yèshèngtáo)的《多收了三五斗》里(lǐ)依稀可见江南城镇经济和上海经济深度依赖于江南水系网络的情景。随着工厂和社区人口数量(rénkǒushùliàng)的增长，租界当局采用“越界筑路”的套路，把水电等向华埠延伸。有识之士一则看到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机会，二则也为了堵击洋商的渗透与蚕食，遂在(zài)苏州河南岸发起筹建闸北水电公司。能源是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基础，建设电厂是上海社区与产业布局趋于繁荣和成熟的标志。从1909年两江总督张人骏向朝廷上奏筹建闸北水电公司得到批准，到1911年8月竣工，闸北水电公司体现了上海“苏州河经济”的成熟与发展。 从上(shàng)世纪20年代开始，上海在全国乃至世界的(de)经济(jīngjì)地位已经逐渐确立。华商(huáshāng)也越来越深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，而苏州河作为(zuòwéi)经济载体越来越不堪重负(bùkānzhòngfù)。1927年7月(yuè)7日“上海特别市”正式成立。上海市政府选址租界之外的五角场地区，其中(qízhōng)一个(yígè)很重要的原因，是(shì)适应上海政治、经济重心东移这一趋势，并且可以紧密依托华埠的黄浦江下游、军工路段的黄金水域。此前一年的10月，闸北水电公司选址军工路殷行乡剪淞桥闸殷路口开始新建发电厂，1930年12月新电厂建成供电(gōngdiàn)。它不仅改变了闸北供电的格局，还架设电缆供应浦东北部地区。这一时期不仅是闸北水电公司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，还呈现了上海华商经济从“苏州河经济”向“黄浦江经济”过渡的“水脉逻辑”。 回眸改革开放开始至浦东开发的10年间，上海(shànghǎi)的战略布局有点不明朗(bùmínglǎng)。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我们在(zài)承担当时的上海电视(diànshì)二台所拍《浦东：上海的希望》电视专题片的时候了解到，彼时在城市(chéngshì)发展(fāzhǎn)思路上，有“东进”与“南移”的两种意见。所谓“南移”，是参照国外的卫星城模式，依托石化厂所在的金山地区这块“飞地”建上海的新城区，目的(mùdì)在释放中心城区的压力(yālì)和延伸上海的城市功能。虽然(suīrán)初始成本较低，但是由于(yóuyú)金山石化与中心城区相距太远，后续效益低，缺乏中心城区与卫星城的互动效应，发展前景难以预期(yùqī)。另一个是“东进”。遵循着上海城市发展的内在演进轨迹，即“苏州河—黄浦江—长江、东海”的“水脉逻辑”。虽然，在当时来看(láikàn)，“东进”路线的难点在跨越黄浦江，但是，实践证明，有了这一个跨越，“小卒(xiǎozú)过河顶大车”，就有了后来的浦东开发，一下子把上海城区推进到长江口、东海边。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以后的外高桥、长兴岛、洋山港等等就顺理成章了。上海从此(cóngcǐ)开拓了发展的新格局。 坐落在杨浦黄浦江畔的(de)闸北发电厂新址 闸北水电公司之所以成功，不仅是因为契合了上海发展的“水脉逻辑”，而且还体现在(zài)公司企业文化的现代性(xiàndàixìng)上。 当初，面对租界当局越界供电的渗透与蚕食，闸北地区各界爱国人士(àiguórénshì)坚决(jiānjué)维护民族利益，决定筹建(chóujiàn)自己的水电厂。在得到清政府批准后(hòu)，却遭遇租界工部局的百般阻扰，他们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作为一家民营企业（曾经一度被江苏省署接收(jiēshōu)，后又买回），他们的筹建、运营方式没有承续晚清(wǎnqīng)洋务运动“中学(zhōngxué)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路数，而是“以夷制夷”、择善而从，完全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制度(zhìdù)。例如向社会公开发股票、债券，因为红利优厚(yōuhòu)而受到追捧；电厂设备采购向世界招标，先后向捷克斯洛伐克斯可达厂、瑞士卜朗比厂(bǐchǎng)和美国燃烧公司订购汽轮发电机和锅炉(guōlú)。在运营上灵活多样，电力卖给独立经营的小公司，与租界工部局电气处订立购电合同(hétóng)，在电力不足时用于购电转售，等等。至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全面爆发前夕，位于杨浦的这家电厂成为当时发展最快、容量最大的民族电力企业，为上海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如今，在上海发展的(de)大格局中，虽然闸北发电厂(fādiànchǎng)的功能与作用已经改变，但是它体现的上海城市(chéngshì)发展的“水脉逻辑”和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已经并且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。